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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富国强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盛的根本基石。因此，普遍的认知是，只有国家富裕了，才能实现强大。然而，针对这一观点，曾有人提出了深刻的质疑。
这位学者认为，应该先谋求强大，再追求富裕，这正是欧洲强国崛起的关键所在。
他举例说：“德国威廉一世能够实现全国统一，并在欧洲称霸，主要得益于俾斯麦推行的铁血政策。仅仅八年时间，通过三场关键战争的胜利，德国便跻身为欧洲最强国之一。”
又说：“沙皇时期的俄罗斯文盲率极高，科技相当落后，但苏联在实施了两次五年计划后，竭尽全力进行工业建设，尽管人民的生活远不如我们讲究，但国家节省了一切可用资金，优先制造急需的军事物资，从而迅速赶上世界强国的行列。”
还提到：“我们的敌人日本，自明治维新以来，勤奋努力，严于节俭，将几乎所有资源都投入到国防建设中，从天皇到士兵目标高度统一，最终完成吞并琉球、打败大清、灭朝鲜、击溃沙俄，甚至肢解了我国的东三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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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此，中国三千年来坚持的‘先富后强’观念，如今必须被重新审视和改变，否则只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。”这是1934年9月的一天，杨杰对蒋介石的告诫。
这句话凝结了杨杰历时一年，赴欧洲二十多个国家军事考察后得出的关键结论。
89年前，杨杰提出的“先强后富”论断，如今仍可谓惊世骇俗，因为他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文明信条。
反面例证：
鸦片战争之前，大清的GDP占据了全球约三分之一，表面上极为富足，然而远道而来的英军不过四千人（后增至一万五千），便将清军击得惨败，国门大开。
甲午战争前，大清的GDP远超日本数倍，但面对日军，却毫无还手之力。战败后，日本作为一个小国，接连吞并朝鲜和台湾，霸占东三省，全面侵入中国。
正面例证：
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前夕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，中共党员人数锐减超过三分之二。许多代表人物如陈独秀和张国焘认为，中共力量薄弱，尚未具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，应当转移撤退，否则就是以卵击石。
但以李立三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坚持必须尽快武装起义，用武装力量反击敌人，否则共产党将遭受持续性损失。
正是这场南昌起义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，使其浴火重生，不断壮大。武装起义，是最鲜明的“图强”体现，坚定地证明了陈独秀等“先富后强”思维的失败。
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时，人数不足两千，许多人如林彪等对革命失去信心，但毛泽东坚信，只要决心坚定，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进行武装割据，革命必将壮大，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。
最终，红军成功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围剿，迅速壮大武装力量，使革命火种遍及全国，让蒋介石胆寒不已。
1938年，国民党军节节败退，中国抗战形势严峻，很多人认为国家太贫弱，难以抗衡强大的日军，胜利希望渺茫。
5月26日，毛泽东发表《论持久战》，提出以时间换取空间，积小胜为大胜，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自强自立，不能依赖救世主。穷国弱国同样能够打败强大的侵略者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1950年，经历百年战乱，国力衰落，经济停滞，科技落后，但中国人民志愿军仍义无反顾地赴朝作战，迫使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退回38线，签订停战协议。
随后，中国进入稳定发展期，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，改革开放后，国力持续提升，最终成为世界强国。这一切，都基于“先图强，再求富”的理念。
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崛起，正因遵循“先强后富”这一法则，他们甚至发扬海盗立国文化，贵族和国王纷纷投资海盗事业，以抢劫为荣，不惜以极其血腥的方式侵占非洲、美洲，瓜分亚洲，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。
时至今日，他们仍通过各种公开或隐秘手段煽动世界冲突，挑起战争。
随后，他们又以“民主”“自由”等名义，为自己掩盖这些罪行。
美国的斯坦福大学，其创始人利兰·斯坦福的财富积累，正是无数华人劳工血泪史的缩影。当华人学生仰望校园中心的斯坦福墓地时，是否曾想过那背后掩藏的血腥历史与无数华工的冤魂？
没错，鲜花与鲜血同样是红色的，只要巧妙排列，血也能变成花的模样。真理往往掌握在炮火之中，哪怕双手沾满鲜血，只要时间足够久，便能被漂白成无害。
当然，我并非推崇西方的好战传统，而是希望借鉴其中有益的教训——“主动出击，以攻为守”，用图强来获得富裕，依靠强大保护财富，这样财富才能不断积累，富裕才能稳固不被掠夺。
1886年长崎事件中，若丁汝昌听从英国教官琅威理提议，立刻炮轰长崎报复，以当时大清海军的优势，必能重创日本海军，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甲午海战。
然而，丁汝昌和李鸿章坚守祖训“先富后强”，拒绝主动出击。其根本原因有二：一是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后国力尚未恢复，不敢轻举妄动；二是低估日本，认为其国力远逊大清，不足为惧，敌方只是小动作，没必要正面交锋。
结果，日本实行“先强后富”战略，八年后击败大清，开启中国衰败。
一念之差，国运颠倒。
抗美援朝时期，若采纳“国家刚立，财政困难，美国太强不能战”的消极建议，新中国建设将无从谈起，国际环境不稳，中国真正站立也无从谈起。唯有打出来的地位，才稳固可靠。
1962年苏联撕毁合同撤专家，中苏关系恶化，印度趁机入侵，我国则勒紧裤带强势回击，确保了西部数十年的安宁。
1979年苏联百万大军集结边境，越南公然挑衅。中国刚经历十年浩劫，本该休养生息，但解放军果断出手，打出和平稳定，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，也将苏联拖入困境，扭转了长期被夹击的局面。
同样，一念之间，国运昌盛。
政治和军事如此，经济领域亦是如此。
“一兴则百兴，一旺则百旺”，只要一个地区集聚资金资源，打造出拳头产品，配套相关产业链，必能实现原始资本积累。
随后，更多产业纷纷崛起，整体经济蓬勃发展。
例如，福建晋江、泉州、莆田的制鞋业形成完整产业集群，从辅料、主料、机械设备、生产线，到市场、品牌、渠道及营销理念，生态闭环无懈可击，难以被撼动。
江苏无锡成为中国光伏产业核心，从电池板到控制器逆变器，从研发到生产，配套产业链完善，使中国光伏产业立于全球前列。
上海则聚集了从芯片设计、晶圆代工、封装测试，到芯片材料和设备的完整产业链，为这座亚洲金融中心提供坚实实体经济支撑。
贵州虽地形复杂，天气多变，却凭借大数据产业迅速崛起，成为南方重要数据中心，令全国刮目相看，为全省脱贫致富打下坚实基础。
反观某些地方，手握“金饭碗”，却难以发展壮大。
安徽亳州被誉为“中国药都”，但知名制药企业少之又少，更高端的生物制药几乎无踪。
云南号称有色金属和植物王国，资源丰富，但缺乏装备制造业和相关院校支持，无法实现深加工，资源只能低价出售。虽然“云白药”享誉海内外，却未能形成产业集群，孤立无援。
山西晋商曾经富甲一方，拥有丰富文化遗产和古建筑，被誉为“中国古建筑博物馆”，但旅游业发展却远不理想。
为何这些地方拥有优越资源，却难以充分发挥潜力？
根源仍在于“先富后强”的思维，抱怨环境不佳，羡慕东部繁荣，却不集中精力打造拳头产品，完善产业链，先强大后致富。
文化产业亦然。
为了迎合好莱坞，导演们不断升级古装、武打甚至挖坟题材。为配合西方意图，一些作品过度美化满族大清历史，陷入盲目崇拜。
为迎合诺贝尔奖标准，作家们拼命挖掘中国历史上的落后与痛苦，乐此不疲。
不少专家、学者、教授、媒体人，与西方资本操控的NGO勾结，食中国饭，砸中国锅，罔顾民族尊严。
2010年完成的史诗级科幻巨著《三体》三部曲，当时并未获得西方认可，影视版权仅卖出微薄价格，改编剧集迟迟未成。
如今，最火的写作平台多为玄幻穿越、半色情作品，有价值的作品收益微薄，这恰是西方资本所乐见的“奶头乐”现象。
顶尖学府如清华北大，成为为西方输送人才的摇篮。
教材中暗含邪教、日本军国主义、色情、不良文化等内容，层层审核形同虚设，问题轻描淡写处理。
当年张艺谋坦言，他的古装、武打、宫廷题材受欢迎，是因为观众的文化层次与国家富强程度成正比。
“国师”尚且如此，其他导演作者和文化管理者何尝不是？
一句话，数千年“先富后强”古训的负面影响，早已渗透各行各业，害人深远。
中国科学院曹则贤指出，西方85%的数学物理知识未传入中国，但社科财经知识的传入率却高达150%以上——其中一半真实，一半伪造。
更重要的是，西方支撑强大的核心密码——“先强后富”的理念，始终未传授给我们，却被他们奉为圭臬。
因此，在“先富后强”思维余毒影响下，我们在很多领域只能被动应对，难以主动出击，失去抓住战略机遇的能力，步步受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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